中国文化十分崇尚“五”，是因为人的手指是“五”个、足趾也是“五”个，“五”是人本身所具有的定数。手指具有伟大的创造功能，人生活所需要而自然界没有的一切，都能通过手创造出来，手指的灵巧性和创造性，是任何东西都无可比拟的。“五”是生数中最大的数，成数全由它产生出来；同时，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为基础，产生了“五材”的观念；以自我的活动范围为中心，产生“五方”的观念；以生产活动的时间需要，产生了“五时”的观念等等，进而演进为“五行”的学说。

汉字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，甲骨文是最早规范性的汉字，其中已有木、水、火、土四个字，均为象形字，“金“是后起字，它必须是在金属出现后的事情。凉山彝族历法也把“土、铜、水、木、火”这五个物质要素用于为季节的区分，但“金”比“铜”的抽象层次更高。“水”是一切生命之源，人类的生存离不开“水”，应该是人类最先重视的物质。“火”的重视，应该是伏羲发明钻木取火之后。木和土都离不开人类的生活。所以甲骨文创造了木、水、火、土这四个字。“五行”开初之名为“五材“，即五种物质材料。最早见于《国语·郑语》中，史伯（西周末期，生卒年不详）说：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（交媾、交合）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。若以同裨（增加、增益）同尽乃弃矣。故先王以土与金、木、水、火杂，以成百物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说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”。杜预注 “五材”：“金，木，水，火，土也。”又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审曲面势，以饬五材，以辩民器。”郑玄注：“此五材，金，木，皮，玉，土。”西周末期思想家的史伯就把五材用来解释“和实生物”这个哲学问题，是把“五材”作为方法论的开始。

在《尚书》中首先把“五材”说成“五行”。《甘誓》篇中说，“有扈氏威侮五行”，《尚书正义》释为“五行之德”。今人顾宝田等说：“五行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基本的民生日用资料。威侮五行就是反对五行学说，轻慢利用各种自然物为民造福。”《庄子·说剑》说：“制以五行，论以刑德。”成玄英疏：“五行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”《尚书·周书·洪范》“箕子乃言曰：‘我闻在昔，鲧堙洪水，汩陈其五行’。”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従革，土爰稼穑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従革作辛，稼穑作甘。”这里的五行，仍然指的五种材质，不同的是说明了五行的性质。水的性质“润下”，其味“咸”；火的性质“炎上”，其味“苦”；木的性质“曲直”，其味“酸”；金的性质“従革”，其味“辛”；土的性质 “稼穑”，其味“甘”。《尚书·洪范》篇，学术公认的是战国末期的伪作。

战国末期齐国阴阳家邹衍，《史记》载他著有《主运》、《始终》、《大圣》等十余万言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录《邹子》四十九篇、《邹子终始》五十六篇，全部失传。邹衍根据“深观五行消息”，提出“大九洲说“和“五德终始说”。他的“五德终始说”，是指五行之德，周而复始，循环运转，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变迁、王朝的兴衰。为了论证“五德终始说”，邹衍提出“五德相胜”的理论，他说：“五德之次，从所不胜，故虞土、夏木、殷金、周水。”“五德”即五行。“相胜”，即木胜土，金胜木，火胜金，水胜火，土胜水。所以，“终始五德，从所不胜，木德继之，金德次之，火德次之，水德次之。”他认为，每一德都有胜衰之时，历史的变迁受五德的支配，其德兴盛时，它所对应的朝代就兴旺，其德衰败时，它对应的朝代就会衰亡。《吕氏春秋·世应》篇说，“凡帝王之将兴也，天必先见祥乎下民。黄帝之时，天先见大螾大蝼。黄帝曰：‘土气胜！’土气胜，故其色尚黄，其事则土。及禹之时，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。禹曰：‘木气胜！’木气胜，故其色尚青，其事则木。及汤之时，天先见金刃生于水。汤曰，‘金气胜!’金气胜，故其色尚白，其事则金。及文王之时，天先见火，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。文王曰；‘火气胜！’火气胜，故其色尚赤，其事则火。代火者必将水，天且先见水气胜。水气胜，故其色尚黑，其事则水。水气至而不知，数备将徙于土。”据考证《世应》篇为邹衍的佚文。根据上面所引用的佚文看，邹衍在五行学说方面的贡献是提出了“五德相胜”学说。

《管子》也讲五行，它用四时配五行、十干、五方；用五行配五灵、五音、五味、五色、五祀等。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编写的《吕氏春秋》是一部没有学派偏见的综合性著作，它引申发挥了《管子》中的五行学说，以十二纪首配以五行、五方、五色、五音、五祀等，但在理论上没有重大的建树。

汉初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（前179－前122）主持撰写的《淮南子》，是一部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，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的论文集。在其《天文训》中说：“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。子生母曰义，母生子曰保，子母相得曰专，母胜子曰制，子胜母曰困。”所谓“义”、“保”、“专”、“制”、“困”，占卜用语。东晋葛洪在《抱朴子·登陟篇》中解释说：“《灵宝经》曰：所谓宝（保）日者，谓支干上生下之日也。”“又谓义日者，支干下生上之日也。”“所谓制日者，支干上克下之日也。”“所谓伐（困）日者，支干下克上之日。”如“保日”，指甲午、乙已之日。“甲者，木也；午者，火也；乙者，木也；已者，火也，火生于木故也”。可见，“义”、“保”、“专”、“制”、“困”，是表达五行生克关系的概念。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篇还说：“木胜土，土胜水，水胜火，火胜金，金胜木。”此篇中还提出了五行“壮、老、生、囚、死”过程的理论。与此差不多同时的西汉大儒董仲舒（前179—前104）著《春秋繁露》，在其《五行相生》篇中说：“天有五行：一曰木，二曰火，三曰土，四曰金，五曰水。木，五行之始也，水，五行之终也，土，五行之中也，此其天次之序也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此其父子也。”还在《五行相胜》篇中说：“金胜木”、“水胜火”、“木胜土”、“火胜金”、“土胜水”等等。“胜”者，克制也。“五行相胜”即五行相克制的意思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除论证五行相生相胜理论之外，还论述了“五行顺逆”、“治水五行”、“治乱五行”、“五行变救”、“五行五事”。董仲舒还总结说：“天地之气，合而为一，分为阴阳，判为四时，列为五行。行者，行也。其行不同，故谓之五行也。”东汉班固等人编纂的《白虎通义·五行篇》也说:“言行者，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。” “五行”就是五气相继连续的运行。由此可见，至西汉时五行生克学说已经系统化，标志着五行生克的学说的正式形成。

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与发展

以上只是对阴阳五行学说起源与形成的脉络进行了粗略的疏理，简要地说明其历史过程。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之后，在医学、天文、历法、数术学等学科中，得到广泛的运用，成了运用学科的理论基础，如果没有阴阳五行学说，上述学科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大厦就会全部坍塌。

阴阳五行学说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得到广泛的运用，并且加以了创造性的发展。如在 “阴阳”学说方面，认为“阴阳”是万事万物发生、运动、变化、发展的根源。如在《阴阳应象大论》中说：“阴阳者，天地之道也，万物之纲纪，变化之父母，生杀之本始，神明之府也。”还论证了阴阳是无限可分性和统一性，阴阳的对待、相互作用、平衡、消长和转化的规律以及在人体中具体运用。如在《金匮真言论》中说：“背为阳，阳中之阳，心也；背为阳，阳中之阴，肺也；腹为阴，阴中之阴，肾也；腹为阴，阴中之阳，肝也；腹为阴，阴中之至阴，脾也；此皆阴阳表里、内外、雌雄相输应也，故以应天之阴阳也。”在“五行”方面：首先将五行运用到人体的脏腑组织、器官中，将其内容扩展为“五脏”、“五体”、“五窍”、“五腑”、“五华”、“五声”、“五神”、“五志”等。还结合人体生命的具体情况，论述了五行的相生、相克、相乘、相侮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。可见，《黄帝内经》对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一般的运用，为丰富、创造性地发展这一学说作出了重大意义的贡献。

西汉易学家京房（前77—前37年）首先运用五行解说《周易》，创立八宫卦说、纳甲说、世应说、五行爻位说、五行爻位生克说和五行生数说。他以五行配八宫卦，以干支配以五行再配八宫卦中的各爻。以八宫卦为母，以其爻位为子，按五行关系，母子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，以解说卦爻象的吉凶。从八宫卦中引出世应说，从爻位地支的五行关系，看世应的生克，用于占卜。京房说：“生吉凶之义，始于五行。”还说：“阴阳运行，一寒一暑，五行互用，一吉一凶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（《京氏易传》卷下）京房把五行的理论用于解《易》，由此而形成庞大的数术学体系。

此外还广泛运用于天文、历法、地学以及律学等学科中，使我国的天文、历法、以及许多科学技术领域，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。随着五行学说的运用与发展，到了随代，萧吉著《五行大义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，是我国历史上关于五行学说最为权威的著作。该书首先论述五行的名、体、性、数，生、生死所、四時休王、配支干、相杂（支干雜、方位雜），再论德、论合、论扶抑、论相克、论刑害、论冲破，进而论杂配就（五星、五色、 五音、五味、五藏、五常、五事）、论律吕、论七政，包括了五行与河洛，与纳甲、纳音，五行与干支等各方面系统理论，是全面了解五行学说的必读之书。

阴阳五行学说，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方法论。阴阳学说是第一层次的理论，五行学说是从属于阴阳学说的，是运用于实用学科的次级范畴，它们对中国哲学、中国文化、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。但云南民族学院汪宁生教授则在“中华万年网”上发表《阴阳观念探秘》文中说：“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乃在其对宇宙万物的分类，曾对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‘天人感应’即以阴阳分类和五行分类为依据，而这些分类却是以幻想的联系来代替真实的联系，因而是非理性的、神秘主义的”